时光回溯至清末至民国的转型期，影像为笔，勾勒出多元的老城图景。
这张照片呈现的是清末杭州十大古城门之一的清波门，它紧邻西湖，是古代杭州城居民进出城前往西湖游览、取水的要道之一，因靠近“清波桥”而得名。
如今城门建筑已被拆除，仅保留“清波门”作为地名（位于杭州上城区西湖东南侧区域），是杭州古城风貌的历史印记之一。
展开剩余83%晚清，北京东四牌楼向南望的繁华街景。牌楼匾额清晰可见“大市街”，街头行人、驴车、人力车往来，路边摊贩售卖蔬菜。
东四牌楼位于朝阳门内大街与东四南北大街、东四西大街交汇处，元代称十字街，明代建四座四柱三间三楼冲天式木牌楼，因在皇城东侧，故称东四牌楼。
东四自明代起即为商业重地，有“四大恒”钱庄（恒利、恒和、恒兴、恒源，清代金融巨头）、合芳楼饽饽铺、米市灯市等，老北京谚语“东四、西单、鼓楼前”指三处最繁华。1924年起有轨电车通过此处，进一步热闹。
这张照片拍摄于上世纪20年代，武汉汉口江汉路繁华街景，焦点为街角一座标志性西式大型百货大楼。大楼为钢筋混凝土结构，两侧连续西式骑楼，街道上汽车、马车、人力车混行，人群熙熙攘攘，体现了汉口租界区“东方芝加哥”的商业鼎盛。
1861年汉口开埠后，英、俄、法、德、日五国租界相继设立，洋行、银行、百货涌入，江汉路成为汉口商业核心。20年代，汉口经济巅峰：先施、永安、新新等“四大公司”百货大楼竞相兴建，仿上海模式，售卖舶来品、时装、娱乐设施，吸引中外顾客。街头汽车渐多（1920年代武汉汽车保有量全国前列），但人力车仍主流。
这张照片拍摄于1937年7月前后，北京白云观门前三位全真道士。三人端坐于观门门槛，着传统道袍、神态平静而略显沧桑。
三位道士从左至右：左侧老人留长须、表情严肃；中间中年道士戴冠端坐；右侧青年道士稍显年轻。沦陷前后，道观作为宗教场所相对平静，道士继续日常修行、接待香客，此照捕捉战火前夕的“世外桃源”一刻。
这张照片拍摄于清末至民国初期，奉天车站前的繁忙景象。车站广场中央及右侧密密麻麻停放数百辆马车（四轮马车、骡车、驴车、人力车），车夫、乘客、商贩混杂；车站大楼巍峨，站台外人潮涌动。
奉天车站建于1907年（日俄战争后，日本通过《朴茨茅斯和约》获得南满铁路权益），1912年正式通车，位于奉天城（今沈阳）城北，连接长春至大连的南满铁路与京奉铁路（北京至奉天），成为东北最大交通枢纽。
奉天作为东北政治、经济中心（盛京），铁路开通后吸引大量移民、商贩、俄侨、日侨，车站前马车成群（当时汽车稀少，马车为主要接驳工具），广场常成“临时市场”。1911年辛亥革命后，奉天（张作霖控制）商业更盛。
这张照片拍摄于20世纪20年代，北京东交民巷使馆区内美国公使馆及其兵营的鸟瞰图。从高处俯瞰，左侧建筑群即美国使馆及兵营区，醒目悬挂美国国旗；右侧高耸旗杆旁为另一建筑群，中间宽阔街道为东交民巷主干。
东交民巷（原东江米巷）自1860年代起渐成外国使馆区，1900年义和团运动围攻使馆、八国联军侵京后，1901年《辛丑条约》正式划为“使馆界”：界内中国人不得居住、各国自行管理并驻兵防守，美国使馆及兵营占地最大（西段靠近天安门广场东侧，南至城墙）。美国驻兵最多时达数百人，日常操练于广场，一战后列强调整，美国使馆维持至1949年。1950年北京市军管会收回兵营地产，结束外国驻兵历史。
1900年，庚子事变后清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当时的“外交部”）被八国联军看守。
照片中是典型的清代官署门楼，门楣上方的牌匾题着“中外禔福”（语出《汉书》，意为“中外安宁幸福”），这句原本寄托外交期许的文字，此刻却显得格外讽刺。
门楼前站着两名身着西式军装的士兵上海股票配资平台，他们手持步枪、姿态戒备，正是占领北京的八国联军士兵。此时的总理衙门已被联军控制，从清廷的外交中枢，沦为列强直接掌控晚清对外事务的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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