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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淑怡/插画）
全文共 3331字，阅读大约需要 7分钟为了避免求助的同时遭受污名化，可能他们会更愿意找互联网上的陌生人。
在约死群，相互鼓励和“监督”极端行为的单一声音被无限放大，以至于其中的劝生声音会被淹没或极度排斥。
一项基于澳洲社媒平台的研究数据指出，高达83%的年轻人曾在社交媒体上看到过相关内容，且往往是在未主动搜索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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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南方周末记者 郑彩琳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张悦桐
责任编辑 | 何海宁
在“约死群”这类封闭圈层中，当负面情绪不断极化，最终可能将个体绝望推向集体悲剧。（相关报道详见南方周末《17个约死群，150天：南周记者看见什么》）
中国疾控中心2023年发布的《2010—2021年中国各年龄组人群自杀标化死亡率》显示，这一时间段里，青少年相关指标不同程度地上升。与此同时，自2010年一例网络相约自杀案曝光以来，相关案例亦有增加。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朱廷劭团队统计发现，2010年至2015年间，相约案件由4起增至14起，参与者多是年轻人。
为何现实中的困境会演变为网络上的相约轻生？互联网群组如何放大绝望、固化观念，裹挟个体走向极端？南方周末记者就此采访朱廷劭和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黄雅兰，从个体心理、社群生态与媒介研究等视角，拆解这一现象的成因，寻找治理的可能。
在群里寻求认同
南方周末：约死群与“自杀意念交流群”或“抑郁症病友群”有什么区别？
朱廷劭：核心目的不同。一般来讲，自杀意念交流群或抑郁症交流群，聚集目的是正向的，希望大家能互相交流、帮助，抱团取暖，从而减少自杀意念。但是约死群相对而言就是充斥着极其负向的东西，互相鼓励甚至鼓动彼此实施自杀行为。
南方周末：一个真正想死的人，为什么想要在社群上相约去完成？
黄雅兰：首先，群里许多成员都是青少年，他们其实更像是数字原住民，互联网本身就是他们生活方式的一个组成部分。其次，这是一个需要跨过很多心理门槛的事情，一个人很难下决定的时候，会去寻求认同。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他们可能就需要找到可以同声共气的人，得到他们对自己的想法、做法的肯定。在互联网上，他们会得到比现实中更多的认同和理解。
朱廷劭：很多有这个想法的人，在这之前可能已经尝试通过各种渠道去寻求帮助，但是未必能找到合适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有可能会转而寻求跟网上的陌生人交流。另外，毕竟当前现实社会对于自杀的看法整体还是比较负向的，他们也因此背负了许多负面的刻板印象。那么为了避免求助的同时遭受污名化，可能他们会更愿意找互联网上的陌生人。
南方周末：为什么他们会觉得，社群中的陌生人比现实中的身边人更可靠？
黄雅兰：通常需要去互联网上寻求认同的，都是在现实的生活空间当中不属于主流或者不被主流的文化和声音了解、接受或是认同的行为方式。从互联网出现起，它就成为了多种亚文化的聚集地。有念头的人们在互联网上形成集群，成员彼此寻求认同的这种情况，跟部分亚文化圈子的形成和特点有一定的相似性。
朱廷劭：也不能说他们就是对陌生人更信任，而是在互联网上跟陌生人交流，他们不必担心隐私泄露，也不会由于害怕引起亲近之人的担心而产生心理负担，因为他们不必对陌生人的情绪或看法负责。
南方周末：这种社群认同有一种归属感？
黄雅兰：关于这个问题，我觉得可以谈谈你之前跟我提到的，约死群中常常通过特定“暗号”进行交流的行为。一方面，可以借此躲避各类社媒平台的关键词审查，另一方面，这种特定的术语也会让社群中的人们之间形成一种彼此识别的感觉，增强他们对社群的归属感，并强化社群相对于外界的圈层壁垒。在社媒研究中常用“vernacular（方言）”来形容互联网社群的特定语言表达习惯，就像传统上基于地域形成的方言一样，这种互联网社群的“方言”也能够把一群人“团结”起来，强化彼此之间一些共同的观点信念，这无形中也可能成为成员之间的粘合剂，让他们不知不觉地更加信任和依赖彼此。
2放大和传染负面情绪
南方周末：有志愿者观察到，不少进入约死群的人起初并无明确的自杀意图，但在社群互动中，仍可能走向极端，为何会这样？
黄雅兰：这个其实也是有研究印证的，一项基于欧美主流社媒平台的话语分析研究对比了Twitter、Tacebook等公共社交以及WhatsApp、Telegram上相对封闭的群组。研究发现，在公共社交媒体平台，人与人的互动具有弱连接的特征，这一定程度可以抑制社群与外界隔离并极化的现象，也促进了多元声音的交流。但相对应地，在人与人之间强连接且更加封闭的私密群组里，聊天室的用户多为同质性群体，那就很难有多种声音出现。而且由于缺乏公共审视和平台监管，用户无须顾虑言论后果，很容易出现极端化表达，这也促使了单一观念的极化。
学者将其称为个人的部落化倾向。在约死群的情境中，相互鼓励和“监督”行动的单一声音被无限放大，以至于其中的劝生声音会被淹没或极度排斥，导致更多群成员在群组氛围的悲观攻势下，最终可能就选择了。
朱廷劭：一般来讲，这种群聊中负面情绪会被不断放大并传染，像滚雪球一样，产生恶性循环。我们研究团队此前也尝试过加入这些群并潜伏，发现群成员对尝试劝生的外来者尤为警觉和排斥，一旦发现就要赶出群。当群聊拒绝了其他声音介入，那么观念也会比较聚焦和极端化。但如果是在公开的社交媒体上，一方面监管力度比较大，另外相关讨论里，也会有更多的人愿意提供正向的支持和帮助，反而会好一些。
南方周末：这种情况下，如果有二心或者退出就意味着承认软弱或背叛群体。
朱廷劭：不乏这种可能。最终选择的原因很多，也很复杂。但是就这种情况来看，也可能是由于与其他成员有相同的意念，他们对群体产生了归属感与认可。这种群体归属感有时被极端化之后，就可能变成通过这种方式去表达。另外群里不缺鼓动的声音，甚至是带有恶意的怂恿，那么在刚刚我们说的群聊观念认知单一的情况下，他们很容易受到群体的裹挟，最终采取行为来表现自己。
南方周末：在这些社群中，负面情绪是如何被放大或传染的？
黄雅兰：在这样的群组当中，有一个概念叫做沉默的螺旋效应，即占主导位置的想法或情绪会被不断放大。甚至整个互联网数字生态的传播也是这个特点，所以近10年来关于社交媒体的研究中，像情感公众这样的概念就会被强调。因为这种通过情绪的传染去连接并形成社群的情况是非常普遍的。
南方周末：和匿名性、即时性等互联网特征有关系吗？
黄雅兰：相较而言，即时性对于这些群的形成可能产生更重要的影响。因为情绪是一种当下的、时间感很突出的反应。网络社群的即时性对于那些突然陷入情绪危机当中，极需帮助的人而言尤其重要，因为能够有人很快地给他们提供一个回应或是一种解决方案。
匿名造就一个责任真空的空间，它一方面使得用户能够自由地表达一些不被主流社会所认可的情绪或观点，但另一方面也使得他们几乎不受任何责任与义务的约束。这也导致了这些群中的成员在言语上往往无所顾忌。
3反思社媒监管责任
南方周末：你曾带领团队通过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在社交媒体上寻找有相关倾向的人并主动联系干预，具体流程是怎样的？
朱廷劭：我们基于此前对有相关意念的群体进行分析，总结出了多种讯号。利用机器学习方法，分析网上发帖的内容，识别出这个发帖内容是否有相关意念的表述。一经确认，我们就会派出志愿者人工跟进联络，也会提供在线的人工干预。另外还提供专业量表测量，以及为不太愿意跟人聊天者提供自助干预，我们会在交流中给他们一些问题解决的思路和建议。我觉得，整个过程重要的价值在于，此前的干预都是被动的，像热线等，需要有意愿者自主联系，但是我们从发现到干预都是主动的。
南方周末：目前这种干预存在哪些困境？
朱廷劭：主要是志愿者的行为不太容易持续下去，人员的流动性大。此外，也需要一定的费用支持，这些都形成继续下去的主要的困境。
南方周末：如果要从根本上减少约死群的出现，有哪些亟待执行的办法？
黄雅兰：一项基于澳洲社媒平台的研究数据指出，高达83%的年轻人曾在社交媒体上看到过自残或自杀的内容，且往往是在未主动搜索的情况下，其中不乏14岁前就浏览过此类信息的青少年。虽然这不能代表中国的情况，但我认为，这项数据至少应当促使我们反思，各类社交媒体的内容监管力度和平台责任划定。
对于家长来说，对小朋友的养育过程中，要有一种情绪上的教育和关怀，让他们能够识别自己的情绪，给孩子们创造一个安全的环境，就是当他们遇到一些困境的时候，能够向家长袒露和求助，而不是去网上寻找一个陌生人。
对于学校，要加强一种媒介素养的教育，这可能长期以来在我们的中小学教育当中是缺失的。我们目前处于深度媒介化的时代，媒介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非常深的渗入，甚至变成了我们生活的一种基础设施。在这种情况之下，学校教育应该告诉青少年，媒介是怎么样去建构这个世界，我们跟它应该保持什么样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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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潜入17个约死群，并非出于猎奇，更非消费生命。那些在暗处涌动的绝望、欺骗与教唆，令人心惊；但更触动人的，是约死者们悖论般的挣扎：一边求死，一边劝生；一边被骗，一边施与。这让我们相信，即便在最幽深的谷底，人与人之间那点微弱的善意与联结，仍可能成为照亮彼此的光。那些在此挣扎的人，或许真正需要的，亦是被仔细看见、认真倾听。我们呈现这复杂生态，并向各界求解，以启全社会思考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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